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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胜利前的一点回顾（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）

倪弟兄在重庆与一些弟兄们查经——“教会的正统”

一九四二年，上海召会因着风波，加上日军的占领，停止聚会后，倪弟兄就到了中国抗战时的首都重庆。在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，许多是从山东齐鲁大学去的，也有少数来自别处。在这些圣徒中间，几乎没有反对倪弟兄的气氛。虽然如此，倪弟兄还是不肯参加召会的聚会，因为他灵里觉得，上海召会对他的问题没有清楚之先，他不能参加别处召会的聚会。这是因他认识真理，知道众召会在全地乃是一个身体，在一处召会有问题，在各处召会都有问题；自己在上海不被接受，不能因为到了重庆，就没有问题。

虽然如此，一面因着弟兄们的饥渴，一面因着没有什么反对的气氛，倪弟兄也就答应弟兄们，每周最少一次，和他们在一个非召会聚会的地方，一同有交通，并有一点查经。那时，他们所查读的真理，整理印行出来，就是“教会的正统”一书。以后，这本书在后方先印了出来，等到胜利后，书房就再增印，借着这样，主的见证在重庆、成都一带，多少有点开展。我们许多人所认识，曾在台北召会服事的张郁岚弟兄，和已过在高雄召会服事的郑大强弟兄，还有好些别的弟兄，都是在重庆和倪弟兄接触，读经而得救的。所以，当时实在是带进了一班人。然而，因着那种特别的情形，这个开展仍然受到限制，带进来的人不是太多。

李弟兄在青岛休养

一九四五年九月，日本正式投降。那时我在青岛，仍旧不能太活动，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。一九四三年五月我被日本人监禁约一个月后，虽得着释放，却也患了严重的肺病。一九四四年十月间，我得了机会，从烟台逃到了青岛，加上太平洋战事，日本人也就不太注意我，我这才得以在青岛平静的休养。当时我的家人都还留在烟台，弟兄们安排接待我，也要求我在那里休养时，每周至少能有个时间和他们一起交通。

当时因着日本特务机关强逼青岛的召会，参加日军所监管的一个基督教联合会，青岛召会觉得不便参加，为着避免不必要的困扰，只好暂时解散聚会，关起会所大门。

青岛会所在当时就是个非常好的会所，完全用大石头砌造的，外观像堡垒一样，地方相当大，也有招待所。我就在那里休养，并且每周一次，在一位弟兄家里有少数人的追求、交通。当然平日我出去散步，也有人来和我交通。就这样，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多，从一九四四年十月，到一九四六年夏天。

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

在这期间，有一件事发生，约在一九四四年，栾腓力弟兄患了非常严重的肺病、高血压、失眠症等。他是相当忠心的一位弟兄，不太顾到自己，多是顾到别人。在他得重病之前，他觉得应当到北平，照顾那里的召会，就去了北平。没有多久，不过二、三年的光景，到了一九四四年，他所罹患的肺病加重了。那时他个人祷告，弟兄姊妹也祷告，都有信心，相信主医治了栾弟兄，所以就赞同栾弟兄不再养病，起来照常活动。

我正在病中休养，也受到弟兄们同样的鼓励，认为我应该凭着信心，相信自己已经得了医治。然而我告诉弟兄们，事情不是这样，对那样的说法，我里面并不平安，因为我没有感觉应该继续活动，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休养，一直等到我的身体完全康复。

事实上，我知道在那个时候，虽然弟兄们没有告诉我，但我里头非常清楚，他们都认为我养病养得太过了。他们曾告诉我的家人：“把李弟兄的床拆了吧，他是离不开这张床的。”然而，我有我的章程，我一面接受弟兄姊妹的爱心，一面我心里明白，弟兄姊妹的爱心，常像我早年尽职时所尝过，平阳人蒸的那种馒头，只有外表光亮，里面却是生的；许多人的主张都是只看见外表。所以，我也不讲太多的话，只是我里头并不觉得是那样，我请他们还是给我一点自由，让我把身体休养好，再出来服事。

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间，一个月内两件不好的消息传来，一是我的先母，就是最爱我的，也是我所最爱的，在那个月过去了；当时我并不在家，她是在烟台过去的。第二是我亲爱的同工栾腓力弟兄，在北平也过去了。这两个消息传来，我的心是相当的伤痛。然而我相信，我们的生命是在神手中。到这个时候，我已经离家差不多半年了，所以有些想家；另一面，一个人在外总有许多不便，我就有意思考虑再回烟台。只是当时烟台的环境，因着日军仍在那里，我回去总是不太妥当，所以就放弃回去的想法，并把我的冬衣，全数托一位要回烟台的弟兄带回去。岂知他所搭乘的那艘日本船只，在从青岛开往烟台的途中，被美国军机炸沉了。因为那时美国不许可日本船只，在那一带海域上往来，不仅是军舰，就是商船也不准许。所以那位弟兄，连同我的冬衣，都葬在海底了。我估计自己最低限度，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，会搭上那条船，和弟兄一同回家看看；若是那样，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。我的冬衣是葬在海底了，但我这个人还在这里；我们的性命的确是在神手里。

战后南京召会的光景（一九四六年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