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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期的开始
一九三七年，魏光禧弟兄受主引导来到香港，开始作主见证的工作。然而，早在魏弟兄到香港开工前，香港已经有一个起头。
在香港起头的那个聚会，有三位带头的弟兄，其中一位是香港本地人姓梅，其余两位都是我所熟识的。一位是福州人钟弟兄，是我一九三三年从北方到上海，由浦口搭船到南京时接待我的人。他当时是位很可爱的弟兄，早期跟随一位讲拔罪根道的福州人，后来看穿了那个人的行为，就和倪弟兄接触，转到我们中间。他对主的召会及主的恢复很有心，所以上海的弟兄们就安排他接待我。后来他也到了上海，与我长期配搭，所以我们很熟识。以后他随主引导，移到香港作事。另一位是从上海来的周弟兄，在上海时，他曾在一位弟兄所办的牛奶公司工作，后来也到了香港。此外，还有一位商弟兄、一位何弟兄也一同配搭。
他们在香港开始聚会，但聚会共有多少人，不得而知。可惜他们的光景不太好，到一个地步，倪弟兄到香港，虽然他们坚决邀请，倪弟兄却也不愿去讲道，原因乃在“人”的问题。虽然他们奉主名聚会，但还是作自己的。
香港早期还有另一个搅扰。有一位原本在汕头全时间的同工，在主面前出了事被革除，之后他就到香港设立了基督徒聚会处，打起“基督徒聚会处”的牌子。他们设立的聚会是一个偏差，也是对主见证的搅扰。我求主宝血遮盖，我感觉不太甜美去说这些消极的事，也不太愿意闻那个味道；但我将已往的历史摆在你们面前，是要你们看见一条正路，还要你们看见难处就在“人”身上，偏差的原因多半是因为人。
新的开始
一九三七年魏弟兄到了香港，在工作上重新起头。当时正是倪弟兄释放“工作的再思”的时候，工人都要走安提阿路线，出去作工，设立召会，选立长老，然后就要离开；所以魏弟兄在香港开了工，也没有留在那里，就往内地昆明去了。他走了以后，香港那几位带领的弟兄，竟然吵起来了。他们之间有严重的意见不同。为这缘故，倪弟兄于三七、三八年，经常在上海、香港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等地来回。
一九四○年，魏弟兄回香港，可以说是重新来过。到抗战胜利后，许骏卿弟兄也从潮州人礼拜堂——生命堂，转到我们中间，陆续也有人转来。到了抗战胜利后第三年，一九四七年，正值上海复兴的高潮，闽、粤两省各处重要的召会，都写信给我，要我去访问他们，香港也不例外。所以我就定规到南方来，从上海搭当时刚有的霸王号飞机，同着其他两位年长姊妹，汪佩真和李拉结，于一九四七年底抵达香港，在佐敦道会所聚会。我见到了弟兄们，许弟兄也特别与我有交通，见证他怎样蒙恩，并从生命堂转到我们中间。
之后，我和魏弟兄从香港到了广州，又从广州到汕头，再到厦门，尔后我去了福州。在福州就带进了复兴，大会完毕，我们到倪弟兄家住，当时也把魏弟兄请去。一九四八年三、四月间，我们约倪弟兄回上海，有倪弟兄恢复职事的全国性交通聚会。那时魏弟兄也在，所有的过程及倪弟兄讲的道，我说的话，魏弟兄都有记录。他笔记抄得实在不错，是个很好的备忘录。现在回头看那段时间，在什么场合，什么时候，我们讲过什么话，想起来都相当有味道；所以我很宝贵那些资料。
复兴
自从一九四八年开始，香港的见证就比较在我们属灵的肩头上，我们对香港召会也比较关心。一九五○年之前，因着大陆时局的变迁，已经有两个区域的青年人来到香港；一批来自青岛，一批来自上海。青岛来的多半是在一位弟兄所办的纺纱厂作工，最少来了十二人；上海来的多半是中大的学生，以及上海其他大学的学生。南方来的，带着他们复兴的味道；北方来的，也带着他们复兴的味道。这两批人，各自带着他们当地召会复兴的味道。一九五○年一月初，倪弟兄到了香港，带进一个复兴，大家也有“交出来”的实行，将财物及一切都交出来。
我是一九四九年迁到台湾，到了一九五○年，正值台湾工作相当蒙福的时候，我们一面大传福音，聚会人数一年就翻了三十倍；一面我也编写了圣经要道六十题，每题都是我在聚会中与弟兄们读过、查过的，以此造就初信的人。此外，还编了诗歌第二集。二月间，我接到倪弟兄的电报，要我马上到香港见他，因为不久他就要回上海。我覆电说，我正在台北重要的特会中，必须待特会结束才能到香港。他回电说，无论怎样，我什么时候作完，马上就去。所以我就在二月十六日，约农历新年时赶到香港。
倪弟兄当时在香港已经开始特会，二月十五日，倪弟兄报告说我隔天要抵达。十六日上午，就有一百多位弟兄姊妹到机场接我，但是台湾一直下大雨，飞机不能起飞，所以去接机的人，都扑了个空。下午我扺达时，是许弟兄到机场接我。
第二天早晨，倪弟兄把我带到长老同工的事奉聚会中，倪弟兄开场白的话，是我和他相处二十年，从没有听见他那样说过的，那使我永远不能忘记。他说，“李弟兄，我们今天早晨是个事奉聚会，你要按着主所给你的权柄，把香港召会一切事奉的事，同工的事奉、长老的事奉、执事的事奉都安排一下。”今天听起来这话很平常，但在我听来是非常特别。因为无论在大聚会里讲道，或在少数人的交通中，谈到属灵的事，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。这是个重大的责任，要我开始带领香港的事奉。